當我們在講到長度、重量、或時間這類有著公認測量標準的概念之時，就像是在世間萬物的旁邊準備了一把很長的尺，上面有著許多數值化的刻度單位。不論是任何事物，只要套用這把尺一量，都可以很快地顯示出它當下的狀況。
人類就是有著要去衡量某項事物、去得知它在特定的概念下是什麼狀況的需求。小至自己的身高體重和銀行存款，大至一個國家的國民收入與生產總額，總之對於各種不同的概念，我們都會需要一把可以量測它的尺。
然而有時候我們不妨思考一下：「這把尺最大可以到多大？」
或者更精確地來說：「這把尺上的刻度可以到多大？」
一般工地丈量時使用的捲尺，長度通常在五到八公尺左右，最小刻度是一公厘，足以應對現實生活中一般人可以接觸到的大多數物品，像是桌子、櫃子、落地窗等。
那麼假設說，有一把尺的長度有五千公里、最小刻度為十公里，那麼我們可以用它來丈量什麼呢？台灣全島的長度當然不在話下，已經可以來量美洲、歐洲等大陸的長度與寬度了。別說日常用品，你我所居住的房子都還嫌太小，最起碼要到一個城鎮的規模才勉強進得了這把尺可以量測的範圍。
當我們採用了如此龐大的標準來衡量與觀測事物的話，我們會看不到許多細節，但相對的，我們會看到更為廣闊的現象和風景。
這就是所謂的「尺度」。
舉個例子來說，假設你是一名在國際研究機構服務的生物學家，你的工作是去觀察和研究這十年間世界各地的生物樣貌，這無疑是一項龐大而富有挑戰性的任務。
於是，你可能會親身前往世界各大洲，不論是熱帶雨林還是寒冷嚴峻的極地，你都必須觀察當地各種生物如何適應其特有的環境、如何與其他生物共存，以及各個物種形成了什麼樣的食物鏈關係。
你的研究方向是一個特定的學術領域：「生態學（Ecology）」，這個學科專門研究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和作用。
但如果你要研究的不只是十年，而是 30、40 多億年來地球上存在的、或曾經存在過的生物樣貌呢？
很明顯的，這個等於是另外一個學科了。這世上有沒有人曾經這麼做過呢？用數十億年的時間尺度，來研究地球上的生物樣貌。
當然有，那就是歷史著名的地質學與生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
我們來回顧一下達爾文當年做了什麼事，並且走過什麼樣的路。在 1835 年時，他曾經到位於赤道上加拉帕戈斯群島一帶進行地質學的調查，收集了許多生物的化石，也記錄了各種不同動物的特性。
他發現就算是歸類於同一個物種，當時所存活在世上的生物、與數億年前的生物化石之間，存在著難以解釋的差異，這些差異還會因為地域不同而有所變化。
科學家的工作，就是要對著未知的事物和現象問「為什麼」。達爾文想搞清楚這背後的原因，也許當下他已經意識到了，這是一段跨越數十億年的研究旅程。
十數年之後，達爾文在 1859 年出版了《物種原始》一書，提出了「演化論」，並打破了人類對生物樣貌與發展由來的傳統觀念。「演化論」認為生物會通過極為漫長的與大自然的搏鬥與抗衡而逐步演化種族的外貌，大約趨近於今日大家耳熟能詳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概念。
這個例子告訴了我們，如果採用不同的時間尺度來看待同樣一個問題，不但會看出截然不同的樣貌，甚至會研究出完全不同的學科與思考方式。
在大學經濟學的第一堂課，教授肯定會開宗明義地這麼說：「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理性決策的一門學問」，相信這句話如雷貫耳到許多人在夢裡都會背了。
其實光是「人類的理性決策」這一點的定義就很有爭議，經濟學界裡不同派別都對其有著各自的解釋，但在此我們先不討論這一點，我們先用不同的「尺度」來試著看待這一門學問。
假設說有一名經濟學家，他平常不做其他研究，就專門貼身觀察一名咖啡店老闆的日常生活。從這位老闆平常煩惱著該幫店裡採購什麼樣的咖啡豆和器材，到如何決定店內的咖啡價格和員工的薪水福利，甚至連他思考著該與什麼樣的女性交往和結婚，他每做一個決定的理由和過程，都會被這名經濟學家記錄下來，並且詳細地分析。
這名經濟學家所關注的主題就是個人如何考量自身的利益以及進行選擇，以及他（她）的心理與情感狀態如何影響這些選擇，這樣子的經濟學科就是「微觀經濟學（Microeconomics）」（或譯「個體經濟學」）。
假如說這名經濟學家研究的不只是單一特定的個人，而是一次一整群人、並且是有著數千萬、甚至數億之多的一整群人們，研究他們的利益考量與決策，那會怎麼樣呢？
當然這一樣也是經濟學，只不過就是「總體經濟學（Macroeconomics）」（又譯「宏觀經濟學」）。
總體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是個別的人，而是擴大到整個國家等級、甚至到全球規模，此時經濟學家所談論的話題就變得相當地宏大，像是就業率、物價水平、GDP、貿易赤字等，每個項目都會對廣大人群和整體經濟產生影響，也是背後因果關係極為錯綜複雜的問題。
這也是尺度的不同而造成的影響。尺度，也就是「用多大的範圍來觀測、談論與思考事物」。當我們思考同樣的一個核心命題：「人類的理性決策」之時，使用了「一個人」和「數千萬人」這兩樣不同尺度，實際上這就導致了兩種學門的出現，也等於是形塑了兩種不同的思考框架。
當我們改變思考和觀察的尺度，這並不是說換了全然不同種類的尺，而是換了一把刻度不同的尺。這樣的變化雖然細微，卻能讓同一事物在我們眼中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像是上面總體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例子，都是用「範圍」這種尺來看同一個問題，只是一把的刻度是「數千萬人」、另一把的刻度是「個人」而已。
那麼，永遠使用更大的尺度來思考問題才是對的嗎？並不儘然。這必須端看事情的本質，來選擇適合的時間或空間範圍。
日前逝世的查理．蒙格曾說過：「宏觀是我們必須忍受的，而微觀才是我們能夠掌握和改變的」。這或許正好點出了尺度思考的關鍵所在。
若我們想要洞悉整體的規律，用宏觀而廣闊的尺度來觀察事物是不可或缺的。
這樣的觀察能讓我們去「知曉」和「看見」規律，但我們未必有能力來親自改變這個規律。
此時，如果我們能夠縮放自如，把觀察的尺度縮小到伸手可及的範圍，說不定我們就能找出一些關鍵點，好讓我們能下手改變自己周遭的小小世界。
我們宏觀，是為了要看見世界；我們微觀，是為了要改變世界。
